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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美国传统中对于族群差异的无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犯了不少错误。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美国自身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令人担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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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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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5日，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家剧院观看英国犹太作家桑维尔的新剧《熔炉（themeltingpot）》。
《熔炉》讲述的是俄国基希讷乌（今摩尔多瓦）的年轻犹太人大卫的家人在著名的反犹太骚乱基希讷乌项目中全部被杀。唯一幸存的大卫移民到了美国。大卫梦想着能有一个种族之间的边界不再存在的美好世界，并写了一出交响乐《熔炉（TheCrucible）》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后来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俄罗斯裔姑娘薇拉。在这出剧幕的高潮部分，大卫发现薇拉的父亲，居然是负责杀害自己家人的军官。后来薇拉的父亲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剧终时，两位爱人终成眷属，在帷幕拉下的时候，相互拥吻。美利坚合众国，在剧中成就了大卫的梦想。
罗斯福总统看得很激动，据说看到高潮部分，居然在包厢里大声地脱口而出：“这是一部很棒的剧目，桑维尔先生！”
从建国以来，美国接纳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来移民。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自年代以来，美国累计接收了万以上的移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把自己视作一个民主化的整体，而种族的分野则潜藏在这个共有的“美国人”的定义之下。美国人的概念包括诸如华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等。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英文名AmyChua，艾米蔡）于年出版的《政治部落：群体本能和国家的命运》（PoliticalTribes:GroupInstinctandtheFateofNations）对于理解当下美国的种族问题不失一本优秀的参考书。在该书中，作者试图用人类所具有的部落主义本能，结合美国数十年来族群构成和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的变迁，解释当下美国族群问题和社群分裂的根源所在。她认为根植于美国传统中对于族群差异的无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犯了不少错误。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美国自身也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令人担忧的变化。
超越群体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蔡美儿看来，欧洲与东亚多数国家都起源于并一直保持着民族国家（ethnicnations）的状态。与这些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超级群体（super-group）。它也有“我们”与“其他任何人”的概念，但超级群体的特点是，它包含所有从不同背景——民族、宗教、种族、文化——中来的个体。更为重要的是，超级群体并不排斥或压制它内部的小群体的认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并不是由任何一个族群主导。相反它是一个内中含有“部落”的“部落”集合，任何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人都是它的公民。诸如“爱尔兰裔法国人”“日本裔韩国人”这样的称谓在其他的民族国家很少见，但爱尔兰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埃及裔美国人则是非常常见的称谓。
美国在它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能称为一个超级群体。美国成为一个超级群体的过程，伴随着长时间痛苦的挣扎，包括美国内战，民权运动这样的斗争。但今天它作为一个超级群体的未来正接受着严峻的挑战。
人类是群居动物。与灵长类一样，人类天生需要找到我们所归属的某种组织，不论是族群，或者是某种俱乐部或者队伍。一旦确认这种归属的关系，人们的这种依附关系变得非常强大有力。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在很小的年龄，人们就表现出对于同类的归属感。神经科学的研究甚至发现，群体身份的认同可以导致感官的满足感。看到属于同一个群体的成员，即便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益处，人类大脑的“奖励中心”都会被激活。
这种关系有其正面的意义，也有它的阴暗面。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不同群体的成员失败或者承受痛苦，奖励中心也会被激活。尤其是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诸如恐惧或者嫉妒的心态，例如，两者之间存在长时间的敌对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治一直带有“身份政治”的特点。不论是历史上的废奴运动或者是吉姆克劳法（JimCrowlaws）都与某些特定的群体有关。但与今天不同的是，过去无论左派或者右派，在历史上都保守着超越群体的价值观。
50年前，支持“伟大社会”理念（Greatsociety，年代，由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其在国会的民主党同盟提出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主要目标是经济繁荣和消除族群不平等）的自由派的人们（支持民权者）的主流声音是超越群体的。他们的话语集中在国家的统一和平等机会上。在介绍后来成为《年民权法案》的议案时，约翰肯尼迪有过一段著名的讲话：“……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因为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无法对百分之十的人说你不能享有这项权力；你的孩子无法拥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才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其言论中，始终认为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中所指的人们包括所有人，与肤色无关。当更为极端的、支持黑人的运动出现时，金也强调突出群体标签会导致分裂，应该坚持一个肤色不再重要的美国。这一点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也带来了后来平权运动真正的效果。
那时候自由主义的哲学运动领袖也不强调群体的分野。虽然左派